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师德就是教师的道德，教师道德是一种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

师风就是老师的风度。《北齐书·元文遥传》：“行恭少颇骄恣，文遥令与范阳卢思道交游。文遥尝谓思道曰：‘小儿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掷剧饮，甚得师风。’”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古代常识之古代师德师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